生命传播：实践中的救赎与创新

✤近些年公益传播如火如荼，这一方面与新媒介发展相关，另一方面则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和需要。新媒介承载着人与人的关系，从强调秩序、稳定向一种混沌、失控状态发展，这对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其根本是政府、企业、社会、媒体、公民之间关系的改变。过去，公益事业强调的是NGOs和公民参与，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中的另外一种力量与权力，它事关事关统治秩序的稳定与不稳定，是一种矛盾斗争甚至是革命的姿态，然而，以“爱”的力量和所形成的新的权力体系是社会多元“共治”与“善治”的基石。这些权力的生成与博弈本身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

✤约翰·凯奇“结构就好像是通往无的桥梁” 英国哲学家艾伦·瓦兹曾提到禅宗矛盾地采用了“佛教的标准结构”，即“纯粹的生命对自我的表达在结构之内，通过结构表现。没有结构的生命是不可见的；是未经展现的绝对。但是没有生命的结构属于死亡，宗教中有太多这样没有生命的东西”。约翰·凯奇将这段话改为“结构没有生命就死气沉沉。但是生命没有结构就不可见。纯粹的生命对自我的表达是在结构之内并通过结构完成的。每一刻都是绝对的，鲜活而重要。”。英国哲学家艾伦·瓦兹曾提到禅宗矛盾地采用了“佛教的标准结构”，即“纯粹的生命对自我的表达在结构之内，通过结构表现。没有结构的生命是不可见的；是未经展现的绝对。但是没有生命的结构属于死亡，宗教中有太多这样没有生命的东西”。

✤生命的意义在结构中延展与逸出。对齐美尔而言，他把时间理解为“一系列的界限”，用“界限”指代了结构，界限与结构的“无条件性的存在与有条件限制的世界相结合”，“这一对说法似乎阐明了生命运动的内在统一性”，正是这种内在统一性，意味与体认出：“生命是一种过程，是一种对于限定在形式中的时间与位置的超出。界限让生命变得可以领会，它们坚固而持韧，相形之下，生命流变不居”。

✤当有人问福柯“尽管德国有那么多的希腊文化研究者，古希腊却并非是黄金时代。可是，我们想必能够从那个时代学到些东西？”福柯回答说，“依我看，在那个不属于我们时代的阶段，并没有什么值得效仿的价值。……它也不是什么值得我们重新关注的阶段。但是那个阶段的确存在有关伦理经验的例子，它意味着快感和欲望之间联系密切。如果以此对比我们当今的经验即人们——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心理学家——认为欲望远远比快感重要，我们就会感到好奇：这种分离是否并非历史事件，是否根本就是可有可无，是否不仅与人类本性无关，也与任何人类学上的需要毫无瓜葛。”

✤生活的艺术在福柯看来，生活本身就是艺术，更应当关注的是自我如何生活，自我成为了关注的中心，是自我能够得心应手地操控自我的欲望。苏格拉底、赛内加到普林尼（Pliny）在不惧怕死亡的前提下思考的是，为了如我所愿那样好好地生活，我必须采用哪一种艺术？希腊伦理看重的是自我选择和生存美学，它是不同于制度、法律、规范的结构。

✤关注身体也是关注其数量和主动性与被动性，数量关注人的健康和能否节制。其背后关心的是，你是欲望的奴隶还是主人。积极享受生活，将生活作为艺术，其前提就是能有所节制，成为自己欲望的主人。

✤福柯“在对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进行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萨特把创造行为归因于与自我的某种关系——把作者与他自身联系了起来——这些都是以本真或者非本真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对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趣。但是我的观点却恰恰相反：我们不应该把人们的创造性行为归因于他与自我的某种关系，而是应该把人们与自我的关系归因于某种创造性行为。”尼采在《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中的：人应该通过长期实践和日常工作来赋予生活某种风格，由此创造自己的人生。

✤对于生活世界的重新认识：其活力与意义。科学排斥了主观性的作用与价值，如齐美尔所言“货币关注的是普遍共有的东西：它要求的是交换价值，将一切性质、所有个别性都化约为这样一个问题：多少钱？”，特斯特一语中的指出“货币具有确立形式高于生命的效果。”货币本来是作为一种交换的中介，现代性在不断超越属于其自身超越后的产物，却赋予了货币以价值。一切事物如王尔德所言“对一切东西的价格了如指掌，却对一切东西的价值一无所知。”胡塞尔现象学这些就是想从哲学上重申生活世界的活力与意义，这为学术研究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从界限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来看。基斯·特斯特认为：“一方面受界限限制的形式的兴起与巩固被视为赋予生命以方向、意义和定位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生命又会通过这样那样的面目装扮，被领会为几乎神秘的力量，要在整个世界任意驰骋，力求克服任何强加于这种自由的界限”，生命在此被理解为“自足的，自我规定的”。

✤基斯·特斯特将这对矛盾概括为三种叙事：“其一，有些叙事可能诉求通过界限来限制生命的视阈，或者虽然没有明确判断，至少也有所呈现”；“其二，与第一类叙事相反，有些叙事可能表现出要求全盘超越界限”；“其三，在细致老道的笔触下，可以把多种叙事融合成辩证的综合，但同时还突出了冲突中的统合。缜密周全的思想家能够认识到，在解释上对于界限的需要，必然伴随着对于超越这些界限的欲望。”特斯特进而说，“像齐美尔这样的人明白，如果没有界限，就不可能超越任何界限；先要有对于物化的认识，才能有对于反思性的认识。”

✤生命是什么？齐美尔“既然生命是形式的反题，又由于要有一定程度的形式化才能在概念上加以描述，所以生命的概念在逻辑上就必然是有失精确的”，“如果企图在概念界定上把生命说清说透，等于是对生命的本质的否定。”

✤对生命与界限等矛盾关系特斯特用“求定意志”（will to certainty）与“求知意志”（will to know）来概括。前者是“对于事物的意义求取确定性的努力”，后者是“知晓世界的意义的努力”。

✤特斯特将艾尔文·古尔德纳“反思性话语的文化”，“把齐美尔所说的生命看成反思性话语的文化中某种位置的表达”，由此，“文化就是知识分子共同体中各类群体组合的活动和兴趣的表达。通过文化，这些批判性、反思性的知识分子就有能力表达他们可能具备的一切共性，并且能够宣称充当社会文化自我规定活动的先锋，就因为他们的愿望是求知，而不是求定。”接着特斯特说，“从根本上来说，反思型知识分子的活动就在于拒绝将任何界限径直视作必然不言自明的东西而接受，还在于拒绝必须接受诉诸他人制定的某些真理。如此看来，反思型知识分子所关注的无非就是克服一切既存的僵化和形式。”反思是对问题的追问，也是一种对肯定或否定的超越，更是一种将事物发展放在时间的长河中去思考、审视与判断，它实际就是一种无界限性。

✤赫勒和费伦克·费赫认为，“后现代性的根基本身就在于认为，世界是由多重异质性空间和时间性构成的。”

✤新媒介环境下社会转型中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解构与重构的基础是问题的根本，这里需要设问的是，这个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按余英时的话来说，个人、社会、国家都是西方近代的概念，传统的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划分。《大学》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也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又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王安石强调《论语》中“古之学者为己”的说法，所以他说：“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这对我们打破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提供了人与人之间连接会产生改变的另一种视阈。

✤爱是一种力量，一种将社会各界连接起来、让社会变得美好的力量，也说明了社会转型期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连接的相互需要。以美籍德国犹太人艾瑞克·弗洛姆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和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主要论点是，“人的基本感情并不是植根于本能需要，而是产生于人类生存的特殊环境。人演变到人之后，便丧失了先前那种与自然界保持的原始联系。于是，他需要寻找一种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人的基本感情即植根于这种需要”。这为爱的力量在社会共治与善治中提供了理据。

✤长久以来，爱的力量似乎更多的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在公共领域长久争议的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群体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关系的中介、原则、规则等就构成了中国传统语言中所谓群与己的问题。严复用“群己权界论”来翻译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论》（On Liberty）最早提到这个问题。公益行动中的思想源泉是偏重集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还是爱的智慧与体验？

✤ 余英时在其《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一文中提出的最为深刻的问题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这样快地在集体与个体的两极之间循环往复”，指出，“我们对于所谓现代性的理解往往也徘徊于集体与个体的两极：在集体危机的时代我们不免以“富国强兵”为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在个体过分受压抑的时代，我们也许又会以为“个人自主”才真正代表现代化。但其在《历史与思想》一书中谈到现代化与传统的接榫问题，引用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的话说：这里面涉及了创造性那个因素，及其各种不可预料的途径。思想和行动都同样地牵连在内，不单是宪法之类才与政治传统有关，更要紧的是思想的模式（modes of thinking）。这种判断在互联网连接一切成为可能的情况下，证明了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行为方式是一个能动的生成和发展过程，而不是被人为界定和所谓的行动法则就可以规训与规定的。

✤互联网时代，政治、法律、经验、情感、体验等都在重新界定着个体与群体间的关系，关系是在实践行动过程中构建和发生作用的，更是在时间长河中的智慧博弈中存续与延伸的。深圳关爱行动正是在这爱的生动实践中，重新连接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人与城市的关系，让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摆脱“见物不见人”的弊端，实现真正人的连接，成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人与人连接以及连接的结果与效果都与传统媒体时代有很大的区别，其根本的变化是，传播不仅仅是一种连接，一种载体、介质，它更是一种权力，它能决定谁是传播者、传播什么内容，以何种方式传播，传播效果及反馈成为下一次传播内容生产与再生产的来源，它们不断加入并定义着新的传播内容、形式等等。

✤传播渠道的便利以及传播速度的改变，很难以媒体自身为中心，而是以问题和议题为中心，传播议题的设立也不仅仅是社长总编辑的事情，这为公益传播以及社会各界的联动打下了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新媒介赋权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人与人连接重要性的所在。新媒介赋权存在三重结构，即：一是社会交往网络中传播-行动-改变；二是关系-事件-权力；三是创新-差异-生命力。这三种结构体系还在纵向上展开：即传播-关系-创新；行动-事件-差异；改变-权力-生命力。传播重在行动，更希望改变，传播在事件中多元主体在关系互动中试图达成创新；关系生发权力，权力生成于事件中，事件是在行动与差异中推动权力格局的变化；差异影响到创新的意义，生命力在差异和创新中改变与发展。

✤新媒介赋权三重结构中，最本质的是对权力本身、来源的认识。很多人认为媒体是权力、政府是权力，资本是权力，也就是把权力当成一种占有和所有之物，它是固态的，静止的。福柯是权力研究方面的思想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构建、解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也就是说权力是可以在关系和传播过程当中生成与实现的。权力是交流的，甚至是共享的，是动态的，是在传播过程生发、生成与发展的。

✤新媒介赋权在传播、行动中的改变，从机理上应在与关系-事件-权力及创新-差异-生命力复杂关系中展开和分析，使得传播-行动-改变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更重要的是，让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应参与其中。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简单地肯定与简单地否定都是没有意义的。诚如马克思所言，“现今社会的这种令人失望的形势使我满怀希望”。

✤新社会关系网络中多元异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为新权力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它还需要在实践行动中展开。公益实践与公益传播的利益关涉社会各阶层人士。深圳关爱行动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大力倡导，由市文明委牵头主办推出的，得到各类企业、公益组织、群众团体、协会及市民组成的志愿者的大力支持，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推动了各方共同治理并形成了一套运作模式，即：政府部门主动“放权”、“隐身”，在政府主导下，社会协同，完成信息对称、资源共享、公共服务等工作，同时也为公益组织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打破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形成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机制。

✤社会协同涉及个人及社会关系中的抵抗、反抗与改变等的政治态度与行为，这与人们的知识结构有密切关系。长久以来，我们认为知识只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其实知识更是能力的集成体，它需要倾听的能力；做事的能力；处事的能力。实践与行动者不仅在符号世界的进化，更应在日常生活具体入微的事件中做到知行合一，为实践者行动提供了方向与指导。我们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在试错中不断纠偏与修正，在过程中激发更多的想象与创造，而不是空洞地喊着正确的口号就可以实现社会目标。

✤公益传播是基于道德、伦理、公益、责任、良善等基础上的。新媒介赋权在行动-事件-差异的逻辑与机制中，不是简单地强调“公共善”、“公共利益”等，这是因为新媒介赋权本身也影响到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建构的传统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当代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更多地注入了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等因素，人微不再言轻，利他、担当、责任、公益、价值观甚至人性与利润的实现关系不可分离，这为公共传播时代的到来奠定基础。所谓公共传播是针对社会问题，社会多元主体构成交往网络，相互赋权，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在沟通、对话、行动中，达成影响并改变公共政策决策机制与内容的过程。

✤互联网对公益传播与公共传播影响重大，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带来的社会变革不仅仅是传统社会的组织机制与互联网的简单叠加，互联网公益与公益互联网有着本质的不同。深圳关爱行动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更多地应用互联网思维，适应互联网发展的需要，更多地强调人的体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情趣等的需要，这也决定了公益传播与公共传播在未来更多的是在生命层面上的传播。

✤公益传播与公共传播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是生命传播，只有在生命传播的基础上，公益传播与公共传播方能持久发展。生命是政治存在的形式，还是生命的自然、自在存在，抑或是超越两者在自为、自主的层面上的存在？互联网发展的今天，生命以连接一切成为可能的传播方式存在又会生发和生成些什么？从传播到生命长河的生生不息中如何寻找到其张弛有度的节奏？围绕公益行动与实践强调的是传播、行动、改变、关系、创新、差异与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更需要的是生命与救赎所构成的生命传播的圆融互摄。

✤利奥塔“思想牢牢把握住所接收的东西，力求确定已经被思考、撰写、描绘或社会化的东西，以便确定还有什么被以上所遗漏”，“所有的智识学科和制度都想当然地认为，并非一切都已经被叙说、撰写或记录，已经听到或说出的并非定论。”“因此，这里看到的时崇高感的瓦解：一种非常庞大、非常有力的客体对象威胁到一切‘发生的事情’，剥夺了它们的灵魂，令其震惊……灵魂陷于麻木，失去活力，如同僵死”

✤情感情趣爱好，强调了个体在群体关系中的自我意志与自足，特斯特“活在一种无视之中，无视现代性的教益，尤其是卡夫卡的教益：希望的前提条件就在于，所希望的东西必然是无法抵达的”，在此基础上特斯特说，“活出后现代的生命，就是要活在一种真理之中：其实，唯一比未能实现希望还要槽糕的事情，就是实现希望。”

✤对他人的不理解，缘于对自我的不理解。语言是思想的容器

✤总之，公益传播中强调公共利益以及在公共善上的协商与协力，但在更大的时空中博弈，以公共传播、生命传播的视野，公益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生命心智上的感知与体验成为弥合撕裂让生命得以延存的源泉活水，新媒介赋权的三重结构好似通往“无”的中介，救赎与创新在时间中得以延续。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介赋权应放在生命传播的虚无与存在中，通过传播所生成的生命力推动人类的自我救赎以及在自我救赎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新媒介赋权让我们认识到，生命的生成、存续及升腾强调的是将爱、生命的体验融于日常生活中，融于真正的实践与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