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有两场事先张扬的举报引起了广泛关注。 肖战粉丝对同人文的公开举报，导致了227事件以及“AO3被封”、“抵制肖战”等始料不及的后果。另一场举报发生在更早之前，微博大V“司马3忌”公开向北京民政局举报了韩红慈善基金会。
△图片来源于司马3忌微博截图 根据词语的基本解释，举报意味着存在“犯罪行为”。在第一场举报中，很多人用创作自由、文学无罪等“更强大的东西”抵消所谓的犯罪行为。不论是旁观者，举报人，或是被举报的创作者，相关的自媒体群体，都没有回避，选择直接表达看法。 但是，“基金会被举报违法犯罪”这种跟公益行业密切相关的事件，你却很难看到中国的基金会们公开发表看法。大家似乎选择性的回避了。 黎宇琳在公益资本论发表《韩红很好，但别捧杀韩红》，海蜂法务以“公益领域专业法律服务机构”的身份写了《硬核深扒：举报韩红到底有没有道理》，除此之外，你很难看到更有力度的声音。 △图片来源于原文截图 暂且不去深究举报人的动机问题，公众或者捐款人对基金会进行监督或者举报，都是合法的权利。
从中国公益行业遇到的各种舆论危机中，不难发现，很多慈善组织遇到监督行为时总是免不了下意识的去否定，或者是即刻攻击监督人的动机。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大范围的删稿，撤热搜等手段都会用上。 但是，悠悠众口，岂能尽封。 写这篇文章，并不想过多讨论韩红被举报如何如何（很多人已经谈得足够多），而主要是为了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对那些危机的根源是否有足够深的了解呢? 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 黑天鹅事件是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与之相对的则是“灰犀牛事件”，指的是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 仔细观察近年来中国公益领域遭遇的危机事件，就会发现这些危机更像是“灰犀牛事件”，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隐患长期存在，不被重视，人们抗拒改变，直到灾难出现，避无可避。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公益行业遇到的危机绝大多数都是灰犀牛事件，是大概率会出现的。那些危机早就存在，并且早晚有一天会被人发现，无法避免。 “众多黑天鹅事件的背后，是不断汇聚的灰犀牛式危机”，这是米歇尔·渥克在《灰犀牛》中的反复提及的一句话。秦硕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说：“突发的意外事件会困扰我们，但真正令人沮丧的是，有些我们完全知道是危险的问题，因为惰性、拖延、体制性忽略，有意无意地回避，慢慢积累，终于变成无法收拾的危机。” 这句评论，几乎可以用来概括上面所有那些公益领域的危机事件了。 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开始，中国的公益行业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野蛮生长。在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爆炸式的增长背后，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在中国做公益没有门槛，几乎任何领域的任何人只要转个身就可以投身进来，以公益人自居。 道德光环的掩盖下，不专业、不合规的操作被谅解；犯错的人被怜惜；以害怕殃及公益界失信于公众为由，很多质疑被忽略，且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和讨论…… 但是每个身在其中的个人或组织都不能心存侥幸，谁都不知道下一个被质疑的会是谁。 如何看待体制性问题？ 在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调查中，大家都知道为了研制疫苗和解决问题等目的，需要对病毒溯源，找到零号病人，找到最早的病毒，加以研究。 然而，在中国公益领域几乎所有的舆论危机中，看到的多数是一纸通告解决问题，违规募捐就退捐款，非法援助就撤回，有人犯错就勒令责任人道歉…… 看不到管理者或者领导者去追根溯源，去调查问题的源头，给大家一个坦诚的交代。大多数人都将舆论危机归结为意外，被人处心积虑的爆料等等，所谓的自我反思，也多数流于表面。 例如，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第一次资助超龄孩子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在资助完这个孩子后，负责的工作人员怎么处理这件事，是否有汇报总结，相关的主管领导又是作何应对，一层一层往上推，从项目中心到基金会秘书长，理事会，主管部门。 究竟是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还是整个链条都失控了呢？对此，当事组织需要深度自查和反思，也要引起公益同行足够多的重视和讨论。 同样的，春蕾计划为什么以及何时开始资助男生，水滴筹何时以及为何要成立线下地推部门，公益领袖们被人指认性骚扰之前，是否大家已经有所耳闻了。这些如果不能引起当事组织以及公益界内部及时发现并给予足够多的重视和讨论，进而及时解决，一旦外溢到公众视野，等到被公众注意，那时危机已经出现。做再多的解释，质疑者和公众心中的那个疙瘩也很难消除。 2018年7月，免费午餐被质疑审计报告出错。为此，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召开了媒体和专家见面会，也找了第三方审计机构重新审计。2018年11月2日，福基会出具了一份说明，对公众进行了道歉，同时解释之所以会有上千万的误差是因为统计口径的不同。
△图片来源于福基会说明截图 对此，质疑者并不服气，而是认为“既然从第一份审计报告开始就存在统计误差了，为什么福基会在这6年多的时间内都没有主动纠正这种误导捐款人的行为呢？”这就是引发质疑的一个诱因。 在说明和道歉发出去一个月之后，2018年12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秘书长在接受了公益时报的采访，说了如下一番话：
△图片来源于公益时报报道截图 除了暗指监督人是“为吸引公众眼球、蹭热度”，还认为这人没有常识。暂且不去讨论动机，但是后面的解释很令人费解。审计报告是按照年度来进行审计，误差4个月还是10个月，都不会也不应该影响当年的审计。按照福基会秘书长的说法，是否福基会所有的专项基金都应该在12月成立，否则就会有统计误差呢？ 之所以认为公益行业的危机是体制性问题，是因为很难看到一次危机能够得到真正令人信服的处理，也很难看到基金会的管理者们对“零号病人”的重视。 在现有的体制下，细微的小问题以各种理由被回避，被否认，直到某一天危机降临，一阵手忙脚乱的危机公关后，问题依然无法被妥善解决，只是被藏得更深。 灰犀牛，同样存在于公益生态中 在谈论最近几次重大的公益舆论危机时，很多人都认为，危机公关应该是公益行业和慈善组织的一门必修课。但是很多公益行业内的人对危机公关的理解相当狭隘，看重的只是做好公关行为来降低危机的影响。 很少人会去关注问题的起因，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于是，很遗憾的看到，在危机公关之后，很多相似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灰犀牛》这本书中，作者就遭遇灰犀牛以及如何应对提出了八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是：预测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否认、得过且过、诊断、恐慌、行动、灾后、当危险远在天边。 将上述理论套用到公益行业的危机中，会发现，几乎相似的荒谬行为都出现在这些危机中，毫无例外。 全部都是有意无意的回避，进而积累变成无法收拾的危机。不管是儿慈会还是儿基会，或者其他的基金会，导致舆论迅速发酵的那个案例都不是特定案例，有些违法违规操作的行为甚至在此前已经被人质疑过了。但是都没能引起重视。 很多人都在回避问题的存在，很多人都认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不会飘下来。 “想象建构的秩序存在于任何人之间思想的连接”是《人类简史》提到的观点，作者还认为，为了改变由想象创造的秩序，就得先用想象建构出另一套更强大的秩序才可以。 大家不难意识到，公益生态就是“更强大的秩序”，她除了涵盖所有的慈善组织，也包括了捐赠人和主管部门等等，几乎所有的公益行为都可以纳入到这个生态之中。 很多人也许会心存侥幸，认为灰犀牛只存在于基金会或者有影响力的项目，在整个公益生态之中是没有的。但是很遗憾，上文中提到的metoo事件，就是整个公益生态遇到的灰犀牛。 2020年1月，善达网“盘点2019年公益行业十大舆情事件”和《慈善蓝皮书》选出的“2019年度中国十大慈善热点事件”都再次提到了性骚扰事件。
△图片来源于原文截图 但就此事，有质疑者认为，整个中国公益行业还没有解决好metoo这只“灰犀牛”带来的巨大问题。这场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究其原因，“功过相抵的思维”和“讲人情的行业潜规则”严重影响了问题的解决。这两个致命因素不仅出现在公益生态中，同时也出现每一个公益危机里面。 很多公益行业的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举报或者质疑，就意味着可能存在“犯罪行为”的发生。在一个注重文明和法理的社会中，用功过相抵和讲人情来为“犯罪行为”进行辩护，不仅不可行，甚至在不久的将来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危机。 是的，这是另一只可以预见的会造成灾难的“灰犀牛”。 你的灰犀牛式危机是什么？ 司马3忌的举报，对韩红慈善基金会来讲是一次“灰犀牛”似的危机。尽管有北京民政局的声明做背书，认为韩红基金会的“总体上运作比较规范”，但是那些不太符合规定的问题依然还是存在。 那些问题的出现和积累涉及多方面的因素，这些以及其他违规问题可能或多或少存在于其他的基金会身上。或许没有一家基金会敢说，他们可以在类似司马3忌那样深扒式的举报中全身而退。 你的灰犀牛式危机是什么？这是每一个基金会和慈善组织都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这里有一些建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从开头列举的危机中，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捐赠人在提出质疑和进行监督的时候已经非常专业：他们会去查阅审计报告、工作报告，会去研究《慈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同时还会仔细对比项目预算和执行进展中的数据误差。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从2020年3月1日开始施行，根据规定的内容，很多人在对公益行业或者慈善组织提出质疑的时候需要承担法律风险，因此他们会更加谨慎。但是可以预见，一旦公开质疑出现在互联网上，那么都将会是详实而且讲证据的。 下一次事先张扬的举报，无法避免。埋头做事的公益同仁应该正视灰犀牛危机，摆正心态妥善处理问题，在危机中寻找生机。让拥抱监督质疑并经得起监督质疑的公益生态早日到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