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发于「CM公益传播」公众号 首发日期：2019年7月2日 在金拱门买了个鸡腿堡没吃完，包汉堡的纸是干垃圾，吃剩下的汉堡是湿垃圾；家里两盒芬必得开了封一直没用，不知道是不是过期了，纸做的药盒是可回收垃圾，盒子里的胶囊是有害垃圾……
最近几天，上海垃圾处理新政带动的一股“垃圾分类”学习潮席卷全网。
7月1日起，上海将开始正式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推行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还会对垃圾分类不到位、拒不改正的单位和个人开出罚单。
此外，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到2020年底全国46个重点城市都得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有网民调侃说，未来邻里见面干脆彼此问候“你是什么垃圾”，既有城市人的自嘲，又隐含对垃圾分类观念普及的看好。
关注环保的朋友却或许没这么乐观。垃圾处理向来被称为“最难做好的一件小事”。一直以来，我国垃圾处理的发展进程都颇为坎坷。这种坎坷不仅体现在最近处于风口浪尖的前端——垃圾分类；还在于垃圾的后端处理。前端尚且可以顽皮调侃、段子频出，后端却往往需要剑拔弩张、元气大伤。
2006年，北京六里屯开展了民众自行组织的反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运动。此后，类似的民间抗议行动陆续在广州番禺、南京天井洼、湖北仙桃等地出现，结果大多以项目停建告终。
为啥垃圾处理总是得不到大众理解，难道真是垃圾处理项目本身的问题吗？
上海“最严垃圾分类”第一天/图源：央视
其实，与其说是做好垃圾处理难，不如说是做好垃圾处理的各相关方的沟通难。 垃圾处理的本质，是公共利益与个人环境权利的冲突——一套建成的垃圾处理设施，便利的是一整个城市。但与此同时，谁又乐意住在臭气熏天、安全隐患未知的垃圾处理站边上呢？不只是垃圾处理，大多数公益项目都伴随着风险。
“99公益日”的“刷捐”、“套捐”是善心被不法分子利用的风险，志愿者付出时间精力却未必能成功帮助改善社会生活也是一种风险。从这个角度看，垃圾处理就是一个公益传播下的风险沟通问题。
“牺牲一点小我，共建美好生活”是许多公益行动和公益项目的内在精神。比如，希望小学之类的爱心项目，本质上是用少量的私人财产损失来换取贫困地区教育设施的搭建成本。
再比如，关爱孤寡老人之类的志愿者服务，本质上也是牺牲了志愿者的个人时间来发扬社区关爱精神。重点在于，我们往往只知道需要做出牺牲，而不知道这份牺牲是否真的能换来预期收获。后者，正是公益传播中风险沟通应该回答的问题。
图源：网络
那么，公益事务的风险沟通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回到垃圾处理这个例子上，笔者认为，这需要人民群众、社区组织和政府三方的共同发力。 首先，人民群众需要培养起关注社会问题、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就拿垃圾处理来说，每个生活在北京的人每天都在制造生活垃圾，但其中却鲜有人知道2017年北京一年的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了924.77万吨，超过了24个省级行政单位——用载重5吨的大卡车装载这些垃圾的话，两辆一排可以连通西双版纳和哈尔滨。重压之下，建立完备、公益的垃圾处理体系几乎是唯一出路。
其次，社区组织需要在风险沟通中主动承担起先驱和桥梁的角色。在过去针对垃圾处理展开的环保抗议事件中，大多数组织都由附近居民自发组建而成，成为了居民环境维权的意见领袖。
但很多时候，这些团体仅仅只是传达了对垃圾处理办法的反对声，而没能代表居民向政府、企业做进一步的沟通和商榷。 维权是无可厚非的，但单一的反对并非维权。社区组织更需要帮助人们了解所面临的社会公共事务的利弊。通过举行交流会、上门访问等方式，社区组织可以收集人们具体的疑问和建议，再转交政府，和涉事企业。社区组织应当寻求协商，而非一票否决。
中国的垃圾之战，也是世界的垃圾之战/图源：美国彭博社 最后，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主体，需要做到决策透明。决策之前是否召开听证会？项目环评等背景资料是否公布？对于垃圾处理新政，当地民众意愿如何？
这些问题，需要的不只是回答，还有公开。如果这一公共事务有涉事企业，企业也需要做好公共关系，有积极的责任意识，而不是枉顾民意，最终陷自己于舆论漩涡，而不得不以危机公关应对、彼此消耗，最终以双输收场。 2014年，广东茂名爆发了反对当地石油炼化项目落地的环保运动。在应对舆论时，政府和企业采取的行动是一味表示愿意通过听证等方式寻求沟通、却不公开关键信息的公关策略。这导致了政府和项目相关方的失信，一时之间网络遍布各种“茂名贪腐”的谣言。最终项目被叫停，有关人员也纷纷遭到撤职。 除开决策透明，政府企业更要做到信息公开。如果说决策透明更像是一种避免公众信任危机的公关原则，信息公开则是为了保证普通民众平时也能关注和了解实际民生的沟通基本。信息公开带来彼此包容，而彼此包容是对话的前提。
此外，政府、有关企业等强势主体也需要加大投入，努力发掘和发展更高效、更合理的处理方式，尽可能减轻利益相关方承担的压力。
美好生活，你我共建/图源：网络 尽管当我们谈到公益时，大多数时候浮现在我们脑中的都是“扶贫”“关爱弱势群体”等等。事实上，大城市也有着强大的社会公益需求，譬如垃圾处理。越光鲜的大城市，垃圾围城的问题往往越严重。DT财经指出，去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7年我国各地区人均垃圾生产量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83。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制造垃圾的能力也越强。
这在公益也是一样的。不同的社会进程，公益的概念和内涵也要得到不同的外延和丰富。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庞大，生活压力越沉重，公益需要辐射到的人就越多，社会公益需要关注的方面就越细。说到底，公益关注的并不仅是部分弱势群体，更是如何共建美好社会、共创美好生活——这需要每个人的关注和参与。
参考文献： [1] 冯军，《中国垃圾焚烧困局：这边抗议不断 那边跑马圈地》，《棱镜》，2016年6月13日，来源：http://www.solidwaste.com.cn/news/241550.html [2] 吴静宜，《中国的垃圾焚烧厂不仅不环保，更是污染集中地》，网易《回声》，2016年6月28日，来源：http://view.163.com/special/resound/incinerationinchina20160628.html [3] DT财经，《垃圾围城，分类真的有用吗？|DT城数》，2019年7月1日，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bTOL049A4_LIXOEtXpixc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