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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赋权视野下的公益传播

周如南 2015-3-27 14:571099 人围观, 发现评论数0个 原作者: 周如南(CM专栏作者)

摘要 :在多重边缘身份下面的草根NGO如何实现新媒体赋权?


新媒体赋权视野下的公益传播,我们认为是在多重边缘下环境下的草根、NGO,一般来讲我们认为它是第四代,也就是我们讲的移动互联网为终端的一整套技术,这个彻底改变了我们信息传播和人们沟通的方式,并且带来的是社会结构深刻性的变化,我们认为它将会带来一场传播革命,它可能是席卷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经济各个层面。这场革命从政治结构上面来讲,它冲击的是权力的分布,是我们国家治理的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这是我们的期待或者是它背后和我们公民参与或者是参与式治理这样的理念是相关的。

 

但是我们也会讨论关于新媒体的特性,我们在征文当中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参与性、公开性、交流性,我们整个都在欢呼新媒体。它带来的是传播主体的变化,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报道和新闻媒体,它都属于我们党的喉舌的一种类型。今天的多元主体正在不断的分化,至少可以分为传统媒体主导的类型,包括今天上午宁二在的时候,我们传统纸媒所代表的公益周刊或者是公益版本,社会化媒体公众自主型,当然还有企业主导型,我今天分享的是社会组织,一般来讲中国的社会组织会把它分为三类就是官办的社会组织和草根NGO和国际NGO,在多重边缘身份下面的草根NGO如何实现新媒体赋权。

 

首先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传统媒体时代我们怎么样做公益传播,怒江建坝的事件,围绕这样的公共议题开始出现了两派的观点,反坝派和所谓的建坝派,以NGO集团为主,他们共同来推动了这个议题不断的发酵,最后倒逼政策在中国出现了逆转,这一次他们遭遇到了社会组织的狙击,关于环评的报告,我们温总当时说本项目争议较大,搁置开发。

 

我们看它的策略,首先是发动媒体网络,为媒体提供信息的补贴,它对接的是传统纸媒,主动的成为信息源,进行国际动员,拓展议题的政治机会,并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建设专题网站,促进议题广泛的传播和成为媒体界持久关注的议题。

 

我们已经非常快的来到了新媒体时代,这是我们公益传播的路径,提升新媒体环境下整合传播的能力。当然很多人说你要讲微博和微信相关的东西,我们后面会讲新媒体下面的公益传播能力的提升,包括两方面,简单来讲第一个是借船出海,我们可以在上面实现资源的倡导。另外一方面,我们针对不同的NGO,有针对性的设计一些软件,包括帮他开发一些APP,包括优化网站和整个数据的流程,资料的整理和数据化等等,因为这些人他们是属于没有权利的。

 

我们的新媒体已经被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所裹挟,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问题,通过师曾志老师所讲的新媒体赋权的方式,最后不断的逼近权力的平衡。

 

如何来潜入和改变大众传媒议题的框架,最后它可能会带来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的变迁,这是传统时代如何来潜入大众传媒的议题,来实现公益传播,甚至是政策的动员。根据我们去年和前年进行关于全国300多家NGO互联网或者是传播能力的调研,他们有没有传统的媒体资源呢?事实上只有36.86%的有这样的资源,也就是说能和传统纸媒、记者或者是编辑土豪交的不是特别多,他们想做一些动员,想做一些传播,但是没有媒体跟他进行对接或者是他们所关注的议题不可能呈现在纸媒上面,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有没有传统媒体动员的策略,这是非常成熟或者是大家非常了解的是绿色和平,它是非常有专业的,非常有细分的,非常也策略性的媒体策略,它会针对不同性质、不同导向的受众来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以达到他们的转播目的。但是有多少NGO可以实现这样的传播,所以我们面对的是公民社会本身也是分类分层,同时我们面对的国家控制或者是国家视野下面的传统纸媒,它事实上也是分类分层的,这种互动如何来进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快的来到了新媒体时代,这是根据西方左派非常典型的观点,他们认为时代到了,新媒体可以赋权了,大家都非常的激动。大家认为社会化媒体本质上是穷人的传播工具,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实现拼权,实际上它需要一些推动,甚至是外部力量的介入。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数字鸿沟并没有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而弥合,而是越来越拉大。实际上我们希望更多的技术精英,他们可以介入进来,我们知道每个大学都有软件学院,这些学院的学生毕业可以去甲骨文、谷歌和IBM这样的单位工作,有没有可能有些人为了社会公平而参与到这样一场社会变革的运动中来,最后会把非常弱势的草根拉回到公共领域当中去。因为我们在欢呼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在看似平等的平台上发出他们的声音。

 

我刚才讲到新媒体时代公益传播是两条路径,一个是借船出海,还有新浪的微公益等等这样的平台都非常成熟。右边是两个手机的APP应用,上面是北京的一个公益机构开发的软件,它实现的就是企业、NGO、一般公众可以实现的整合。最简单的例子,你来运动我来捐钱,你根据他们提供的项目信息,我想捐给免费午餐没有问题,这是你的选择权,这样就实现了平台的流通。下面的米公益是类似的手机应用,刚才张强讲到了雅安地震当中其实也涌现了一大批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登录这个网站以后,我用黄色的来标注这里需要医疗,其他的人登录之后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需求,他可以解决救灾当中非常紧迫的问题。其他的人登录之后可以看到有需求,但是需求已经被解决,这可以避免一个问题,我们救灾资源在非常慌乱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大量的聚集。

 

右边也是手机APP的应用,这个是信号弹,意味着你打开手机应用以后,你预先会设置几个紧急救助人,以及110120等等这样的帐号,同时用你微博和微信的帐号登录。你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一键可以发送SOS的信号,它可以精确到小数点,这些都是简单的应用,我的意思它是借船出海,你可以使用这样新媒体的平台。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帮助他们造船,我们参与式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的四五十年代,后来在五六十年代被国际NGO应用到第三世界的扶贫项目当中。大概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引入到中国,中国开始出现了参与式扶贫。事实上赋权的概念,也是在这样一场社会运动当中,不断的成熟起来。但是我们会把参与式的设计更往前推动了一步叫协同设计,参与式我们似乎是帮助的,他们要参与进来的概念。而协同意味着大家在平等身份的基础上展开合作,所以我们从参与进行协同。我们引入了跟我们有战略合作关系的美国麻省理工的公民媒体中心一整套课程开发的理念和工具,他本身也是社会运动者,他本人通过社交媒体的动员非常深入的卷入了占领华尔街社会运动当中去,我们把这个课程理念延伸过来。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招募不同背景的学生,同时我们会把NGO请到我们的课堂,大家共同来进行协同设计和软件开发的过程。

 

我们需要人类学的知识背景,通过传播学进行传播的管理,整个流程过程的控制。信息技术最重要的是回应社区里软件的需求,而这个需求并不是它提出来的,而是通过人类学社会调查的方法和工具,它可能是真实的需求。因为我们知道软件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客户永远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你怎么样发现需求,可能是基于人性以及对社区长期的观察,我们开发出软件的原形,这是大概的逻辑流程。我们选择了五家NGO,都是广州的,第一个是乐助会,第二个是拜客广州,第三个是灯塔计划,第四个是番禺打工者服务中心,第五个是同性恋亲友会,所以我们把大量隐藏在地下的没有人关注的最边缘的NGO,把他们的呼声开发出来。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广州拜客APP开发为例,拜客广州是环保类的NGO,它推动广州成为单车友好城市,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它这个概念过程是机构的出现,我们知道它大概需要几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非常有策略成熟的NGO机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开放的媒体,第三个需要结构性增值的机会,这个结构就是广州的亚运会,这个机构策划了一系列新闻事件,他送了一辆单车给广州市市委书记,然后把这个议题成功的推出去。它从传统媒体起家,它是成员的凝聚和资源的连接,最后还要回归到新媒体,因为这个是90后凝聚的,他们更希望凝聚在新媒体的平台上。


作者:周如南(CM公益传播专栏作者)

本文为演讲整理稿,成文于2014.5.7

原载于CSR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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